公元年鲜卑族拓跋珪复国，公元年正式建立北魏政权。
在拓跋珪的带领下，北魏从一个草原游牧部落发展壮大成一个占据很大一部分的草原世界和拥有华夏农耕世界大片平原的北方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北魏政权中华夏农耕世界的疆土面积和百姓人口所占比重逐渐扩大，草原世界的疆土面积和百姓所占比重却逐渐缩小。
北魏这时候拓跋珪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适应草原世界管理游牧部落的草原帝国政体已经不适合用来管理华夏农耕世界的疆土和百姓，北魏政权急需新的政体来管理整个北魏疆域。
面对胡汉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所带来的问题，拓跋珪要想建立与巩固北魏政权的统治，必须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也就是强化鲜卑族来建立王朝对所有百姓的统治秩序，然后等政权稳固、国家稳定之后，再消灭瓦解所有族群共同体包括鲜卑族，形成胡汉均势（鲜卑与汉人之间保持平衡均势），最终走向胡汉混一（胡人主要是鲜卑与汉人互相合作），形成一君万民的封建专制政体，由至高无上的君主来象征封建王朝一切之上的统一秩序，即北魏皇帝的统治基础虽然还是鲜卑这个草原部落，但是不再以鲜卑人的身份统治整个国家，而是以封建专制君主这个上天的儿子”的身份统治整个国家，从而彻底消除汉人和其他民族对北魏皇帝拓跋氏的抵触情绪，稳固王朝对所有百姓的统治秩序。
北魏明堂北魏明堂
但是在强化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到瓦解自身统治族群，建立一君万民的封建专制政体的这个时间段内，如何保持胡汉均势（鲜卑与汉人之间保持平衡均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处理不当，会像石赵或冉魏一样走向败亡。
《魏书》记载“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北魏开国之君拓跋珪决定先进行军事改革，强令鲜卑各部落采取了部落解散的新政策，就是将自己统治下的所有草原部落集中迁居到国都平城周边，集中的所有草原部落全部打散，然后将它们按照方位重新整编为八部，这就是北魏军的核心，然后设八部大人统领。从此草原世界整个鲜卑部落的战士和百姓都是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再隶属于各部落首领。
这样，既破除了原生性的各个草原部落对于帝国一统、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秩序所构成的威胁，又保留了草原部落制的形式，保证了草原骑兵军队的战斗力不会衰退。
北魏军队北魏军队
拓跋珪通过军事改革强化了自身统治族群共同体即鲜卑族，使得鲜卑族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北魏皇帝的军权稳固了，也就代表北魏政权的根基稳定了。
然后，拓跋珪在保有鲜卑的草原传统的同时，也大力吸收华夏文化。
不幸的是，公元年，这位北魏太祖拓跋珪在宫廷政变中被杀身亡，年仅39岁。
拓跋珪虽然死了，但北魏政权还在，还在不停的扩大疆域，特别到了公元年北魏政权第三位皇帝拓跋焘一统北方，北魏政权正式宣称自己为中原正统王朝的时候，北魏政权已经逐步按照拓跋珪的规划形成了胡汉均势（鲜卑与汉人之间保持平衡均势）的二元化结构政体。
此时的北魏王朝采用的是兼具草原传统和华夏传统的二元化结构，在政体上的表现就是由内朝和外朝共同运作整个国家。
在北魏王朝，内朝是国家决策机构，主要由鲜卑贵族集团组成，他们都是鲜卑部落中的实权人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主要依据草原传统来行事，同时拱卫在北魏王朝最高统治者拓跋氏身边。
而外朝是执行机构，主要根据华夏王朝的治理模式来治理国家。熟悉华夏王朝治理模式莫过于汉人官僚，所以外朝的官僚机构成员主要由汉人来担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平衡均势。
北魏政权从一个草原部落国变成横跨草原世界和华夏世界的封建王朝，这种二元化结构不可或缺。
北魏想象中的都城北魏想象中的都城
北魏王朝的下一步就是进行胡汉混一（胡人主要是鲜卑与汉人互相合作），形成一君万民的封建专制政体，让北魏皇帝拓跋氏成功的成为上天的儿子”，进而稳固北魏王朝对所有百姓的统治秩序。
其实这一步也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因此此时的内朝与外朝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众多问题，有些问题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比如内朝作为决策机构，如果这些鲜卑贵族不熟悉华夏世界的传统、经济和文化，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内朝根据自身治理草原游牧部落的经验搞出来的政策，外朝的汉人官僚机构如何向华夏农耕世界推广?
鲜卑与汉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导致内朝与外朝经常“鸡同鸭讲”，而内朝与外朝的争吵开始影响鲜卑与汉人之间的平衡均势，这说明北魏王朝的根基开始动摇，这是北魏皇帝不可忍受的。
最终，北魏王朝的内朝不得不吸收汉人官僚来帮助做决策，而且随着北魏王朝疆域越来越大，百姓越来越多，内朝需要决策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内朝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依靠汉人，内朝决策权力也开始掌握到汉人手上，在鲜卑贵族看来，这是不可忍受的。
这也导致北魏王朝的内朝和外朝之间的权力冲突也变得非常尖锐。北魏王朝的二元化结构制度越来越不稳定了。
依靠草原世界游牧部落打下天下的北魏王朝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应该更多地维持自己的草原传统，还是应该更多地转变为华夏政权?
北魏皇帝北魏王朝的困境摆在北魏皇帝拓跋氏面前，而选择的道路也就只有三条。
一、退化回去。完全依靠草原传统，完全依靠鲜卑的军事力量，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占人口多数的汉人之上，治理北魏王朝。这一方案相当于退回到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完全对立了鲜卑与汉人，但是现在北魏王朝的百姓大多数都是汉人，采用这个方案，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成为第二个匈奴。
二、彻底转变。将北魏王朝彻底转变为华夏王朝，施行华夏王朝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等等，同时让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这一方案相当于挺进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鲜卑与汉人对立情绪没有了，但是鲜卑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了，没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撑的北魏王朝只会成为第二个东晋。
三、在北魏王朝现有的二元化政权模式中进行改革，找到更加适合现状的政权模式。比如，在照顾草原传统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华夏的治理模式，最好形成一种“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既能发挥草原世界游牧部落强大的军事力量，也能发挥华夏世界农耕民族的巨大生产力。很显然第三条道路最为美好，一旦完成，北魏王朝将所向披靡，但是实施过程中需要北魏皇帝很强的政治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很难把握好其中的尺度。
而且北魏王朝作为早期进入华夏世界的草原政权，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更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慢慢摸索，这更加加大了北魏王朝转型的困难。
最终导致了北魏皇帝选择了难度偏小的第二条道路。
魏孝文帝拓跋宏登基之后，北魏王朝开始了非常激进的大改革。
魏孝文帝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迁到洛阳来，进一步向华夏世界靠拢。
孝文帝还废除了北魏王朝一直沿用的内朝制度，下诏令鲜卑族“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汉姓”，推动鲜卑贵族与华夏汉人通婚。
这些激进的改革引发那些恪守草原传统的鲜卑贵族的强烈不满，这个不满甚至强烈到这些鲜卑贵族拥护皇太子谋反。最终孝文帝迅速镇压了谋反，并处死了很多鲜卑贵族。
但是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改革使得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使得不仅仅是鲜卑贵族无所适从，就是中下层的鲜卑人也备感失落，导致很多鲜卑人感到他们的君王正在抛弃他们。
最终在几十年之后，引发内乱，而作乱的将士正是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根基——鲜卑兵。
北魏王朝在北方边境上的军事重镇往往被称为六镇，六镇指的是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和怀荒镇(今河北省张北县北)。
北魏六镇在北魏王朝的初期，这些军事重镇非常受重视，守镇大将的人选无是鲜卑的王公贵族，戍边的将士也大都是鲜卑的精锐。当时六镇将士的地位尊崇，待遇丰厚。
可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与京城的距离变远了，鲜卑将士们的地位也随着京城的迁移而降低了，各种丰厚待遇、升迁机会也没了。而孝文帝改革把华夏文化推向北魏全国，六镇是鲜卑的龙兴之地，本地的鲜卑传统非常深厚也非常顽固，最终六镇成为鲜卑保守派的最后堡垒。
而且由于六镇的顽固性，使得与北魏王朝其他地区在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六镇军民与北魏王朝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最终导致六镇叛变作乱，北魏王朝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胡汉混一（胡人与汉人互相合作），一君万民的封建专制政体最终还是没能完成。
战争壁画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隋唐王朝的身上。
从北魏末年开始，在北魏王朝的边境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门阀军事集团———关陇集团，而对这个集团进行源头追溯，会发现他们正是从北魏王朝的六镇将士中走来的。
北魏六镇将士保留了更多的鲜卑人的草原传统，尤其是他们的骑兵军事传统，这个传统深刻的影响了关陇集团。
隋炀帝剧照而由关陇集团建立的隋唐王朝接过了北魏王朝未完成的使命，完成了兼具草原与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模式的封建王朝的建立，真正实现了胡汉混一（胡人与汉人互相合作），一君万民的封建专制政体最终形成，从此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恢宏大气的新时代，也成就了一个新名词——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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